日出的重量

Fig. 1. 阿姆斯特丹黎明時 /Pixabay

筆者平時除了研究所課業之外，同時另有從事兼差。由於工作性質的緣故不時便有機會目睹黎明的曙光，然而這一道道柔和的日出光線帶來的不是希望，也並非溫暖，而是份沉重的重量。

高壓、高時數的活動，徹夜未眠。欣賞完寒冬的日出後，吃個簡單的早餐，繼續迎接新的一天。或許有讀者看到此處描寫，心中即有共鳴，如果沒有，那就更好。本篇將探討的主題是當今社會中工作者面臨的最大挑戰之一，職業過勞 (burnout)。

何謂過勞

職業過勞這一名詞最早出現於 70 年代美國心理學界，被定義為出於工作關係上產生的疲勞與挫折狀態 (Freudenberger, 1974)。接著到 80 年代，學者更進一步發展出馬式過勞量表 (Maslach Burnout Inventory, MBI)，將過勞的概念切割成可量化的三大指標 (Maslach and Jackson, 1981)：

• 身心耗竭 (exhaustion), 屬於無關情境，工作者身體與心理上的整體疲憊
• 厭世、自我迷失 (cynicism), 工作者本身的去人格化，情緒空虛
• 成就低落 (reduced efficacy), 工作者自覺工作表現不足

此量表至今仍是用做診斷過勞最為普遍的依據之一。

直到 90年代後期，更有研究列出了過勞形成的三大主要成因 (Schaufeli and Enzmann, 1998):

• 工作者高度工作動機
• 惡劣工作條件
• 工作者無力應對

由此可結論，過勞的產生主要是出於工作者投入工作之精力超出本身可承受範圍，同時工作環境卻未回饋相等程度之撫慰。

輕度過勞？臨床過勞？

Schaufeli 與 Enzmann 同時也區分了輕度過勞與臨床過勞之差別。輕度過勞可視作為一種過程。在工作者處於工作間，若行為中有表現出符合過勞特徵之症狀，便有疑似過勞可能，即使實際工作成效可能未受影響。相較之下，臨床過勞則是一種狀態，是指工作者精神上受到嚴重打擊，以致無法維持正常工作。以歐洲職場而言，將這兩者明確的區分存有重大意義，因為在許多企業裡如員工被診斷為臨床過勞則公司將受到規範有義務提供員工醫療相關之協助。

就生理表徵上而言，有研究發現過勞可體現在心跳速度 (De Vente et al., 2003)。 當處理高壓任務時，過勞工作者的心跳將略高於健全工作者。類似之差異也可見於免疫機制的反應 (Grossi, 2003)。 同時，綜合分析也得出過勞與皮質醇 (cortisol) 之分泌有著平均介於 0 至 .5 左右的正相關。

值得一提的是，由於輕度過勞與臨床過勞本質上的差異，將可能導致生理表徵某些時候難以偵測。當工作者邁入輕度過勞時，身體開始感到疲憊並啟動調整機制，因此生理表徵的反應會漸漸增加。然而若是工作者已發展成為臨床過勞，此時身心已無力做出反應，生理表徵最終便會消失 (Figure 2)。

Fig. 2. Adapted from the lecture note of Prof. Leander van der Meij

過勞與憂鬱

目前學界對於過勞與憂鬱 (depression) 的關聯仍存有爭議，儘管兩者之間擁有許多重疊，特別是在身心耗竭之面向上。研究指出 (Kakiashvili et al., 2013)，情緒悲傷的症狀在憂鬱上較為顯著，然而過勞則是表現更多在疲勞、自我不足、以及易怒方面。

無論是憂鬱預測過勞、或是過勞預測憂鬱、或是兩者間互相為因果，到目前為止不同學派仍有不同看法。

類似的問題也可以在 MBI 上看出端倪，首先 MBI 的三大指標以外還缺乏了認知缺陷 (cognitive deficit) 的指標，因此顯現了量表在完備性上的不足。再者，對於第三個指標 "成就低落" 到底是該將它作為過勞的表徵或其實是過勞造成的直接結果，這點也是廣受爭議的部分之一。另外一份研究提到 (Kleijweg et al., 2013) MBI 對於臨床過勞有足夠的靈敏度 (sensitivity = 78%)，然而在特異度 (specificity = 48%) 的結果上是頗弱。這意味著使用 MBI 做為診斷依據將存在著將憂鬱誤判為過勞的可能。

既然過勞不可與憂鬱畫上等號，那麼過勞指標本身間的關係也不能視作於同個維度上。例如，當確認了工作者有身心耗竭的表徵後，我們仍然無法斷言他在工作的活躍度 (vigor) 上的表徵為何，反之亦然。換句話說我們僅能藉由身心耗竭與活躍度兩者的負相關性來預測彼此，而無法把兩者視為純粹相反的概念。在近期一份研究中 (Taris et al., 2017)，學者將過勞與工作參與度各項指標間的關係整理如 Figure 3 所示。

Fig. 3. Adapted from the lecture note of Prof. Leander van der Meij

總結

職業過勞造成的損失，對於企業而言包含了員工績效退步、請假、甚至離職。對於整個社會更是會形成一股低迷緊繃的氣氛。縱使目前過勞的定義與其相關症狀在研究圈內仍有不少爭議，但筆者最後不忘強調，過勞者受苦是個不可否認的事實。

相關文獻

• Freudenberger, H. J. (1974). Staff burn‐out.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30(1), 159–165.
• Maslach, C., & Jackson, S. E. (1981). The measurement of experienced burnout. 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2(2), 99–113.
• Schaufeli, W., & Enzmann, D. (1998). The burnout companion to study and practice: A critical analysis. CRC press.
• De Vente, W., Olff, M., Van Amsterdam, J. G. C., Kamphuis, J. H., & Emmelkamp, P. M. G. (2003). Physiological differences between burnout patients and healthy controls: blood pressure, heart rate, and cortisol responses. Occupational and environmental medicine, 60(suppl 1), i54-i61.
• Grossi, R., Gupta, A., & Vitter, J. S. (2003). High-order entropy-compressed text indexes.
• Kakiashvili, T., Leszek, J., & Rutkowski, K. (2013). The medical perspective on burnou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occupational medicine and environmental health, 26(3), 401–412.
• Kleijweg, J. H., Verbraak, M. J., & Van Dijk, M. K. (2013). The clinical utility of the Maslach Burnout Inventory in a clinical population. Psychological Assessment, 25(2), 435.
• Taris, T. W., Ybema, J. F., & van Beek, I. (2017). Burnout and engagement: Identical twins or just close relatives?. Burnout research, 5, 3–11.

本文內容主要取材於 TU Eindhoven 工工所開設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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